老师有一项特质，只要有机会说话他就会说话。但我不喜欢来来回回讲同一个东西。这次讲的除了《大学与伊甸园》（编者注：该书于2015年1月出版）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还会讲讲我最近思考的一些东西，题目是《执教浙江大学》。
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从2009年开始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五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教八，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队伍。他说：现在浙大的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我们这帮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还在”。在座的各位老师应该会同意我的判断，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天良犹存。只要天良在就没问题，这个事儿就有希望。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东西。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关心更多的是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肯定是研究型大学。但大学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点需要认认真真的对待。
我深以为是。并补充了一点，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知道我们已经严重落后了。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我们自己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要做这个事情，中国非常需要浙江大学。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搞点什么动静不会太大。
所以，我来浙江大学并不完全是疯狂行为。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这个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猥琐的时代。
大家都能感觉到了浮躁的时代特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凡是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或者退步，都是这样的，前面都是一片混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13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子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理性教育与感性教育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是很难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我自己作主，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19、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这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而竺可桢先生倡导的，是科学理性教育。蔡先生当时延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偏理工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人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与威权崇拜的个性；培养起来专业人士的独特视角，以此可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我认为是很好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罗素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键在教授。
浙江大学的教授，大多数都想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的一个目的，是给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的精彩，生命是多么的光辉灿烂。课堂的第二个目标，当然是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应该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我不认为“苦”作舟是对的。
我们一说起老师，“行为世范，为人师表”八个字就跳出来了。但我不这么干，我只做一个职业教书匠，职业科学家。我做不来什么“世范”，来浙大就是做一个教书的。我凭什么去做“世范”？所有的学生跟我一样吗？可能吗？学得来吗？
我希望我的学生，凭良心和良知行事。跟风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全体教授有共识一起来建设浙江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杨校长提出我的计划，是至少让我讲五年本科的物理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的大学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干我自己的。杨校长说行。
我的课堂我要作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浙大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我不相信你会没有建言治校的机会。
我认为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我觉得周杰伦也勉强不错。觉得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要靠我们的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一下子把这个歌词唱错了，底下可乱套了。我们在浙江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的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我今天上午下课之前问了我课堂上的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们的回答七嘴八舌什么都有，但是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一个称职的教授，是给学生们提供的一个参照系，并不是什么人生导师。我们的任务，是给学生讲，我就是这么活着的，好像也还行。至于小孩子说你想不想像我这样活着，那是你的事儿。只要学生觉得我给他提供了参考，那就不错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交大去讲报告。讲完了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彭老师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我们的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世界的九牛一毛的水平。绝大多数是未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我的学生进到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你自己没有把握，你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我认为是可以这么做的。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推崇孟子，他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教授应该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的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三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三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彭老师你的课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我的认识，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
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会成。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做教育是烧钱的事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有钱有闲的时候更容易发育。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竺校长他们这批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研究做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根据彭笑刚2015年4月22日在青年教授联谊会SUPERSEMINAR上的报告整理，已经本人审阅。整理人：周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