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餐桌。2020年2月起，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尝试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去审视疫情带来的影响。通过对2002-2017年间我国24种主要农畜产品（包括18种农作物和6种畜产品）的数据分析，研究团队评估了SARS、甲型H1N1流感和H7N9型禽流感等历次疫情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之下，畜牧业遭受的创伤要大于种植业，研究论文今年发表于Global Food Security杂志。随后，Nature Food刊登了其副主编Annisa Chand对这一文章的专题评述，Annisa Chand认为，这项研究为决策者制定应对疫情或其他外生冲击的农业政策和应急预案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
本期青稞有约，我们邀请到主要研究者之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长聘副教授龚斌磊来为大家讲讲，为什么在疫情之下，猪比水稻“受伤”更严重？
1、为什么会去关注疫情对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影响？
龚斌磊：“民以食为天”，面对疫情的冲击，从个体层面看老百姓最关注的就是农产品。如果食物供给出现问题，“恐慌”的破坏力恐怕将远远大于新冠病毒。在国家层面，最忧心的是老百姓的“饭碗”能不能端稳。疫情对粮食国际贸易有很大的影响，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一些农业出口国为了保证本国农产品供应，中断了农业的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农业生产就变得尤为重要。
另外，在过往的研究中，学界对疫情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影响研究较少。所以去年2月初，我记得大概是大年初四，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疫情研究团队，逐步开展一些相关研究。后来，Global Food Security正好征稿疫情专项研究，我们以此为契机，去关注疫情对农业各细分部门，尤其是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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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情对畜牧业的影响比种植业更重，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龚斌磊：大部分情况下，畜牧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首先，疫情发生后，防控措施导致的农资供应不畅、农业生产中断、市场配置失灵等问题都会同时作用于种植业和畜牧业，但效果不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水稻可以几天不施肥，但猪不能几天不吃饲料，这里农资供应不畅导致的影响就会有不同。
其次，消费者对与动物直接相关的畜禽产品更易产生恐慌情绪，因此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相关畜禽产品需求的大幅波动。比如，2009年爆发的H1N1为例，H1N1病毒最初被命名为“猪流感病毒（Swine Flu）”，这使得消费者对猪肉与病毒产生负面联系，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于2009年5月将该病的名称从“猪流感（Swine Flu）”改为“2009H1N1”，但由于媒体仍然使用“猪流感”进行报道，以及民众的固有印象很难改变，这对瘦猪期货价格造成了持续时间4个月左右的负面影响。
就本轮新冠疫情而言，猪比水稻“伤势”更重的还有第三个原因：新冠疫情与非洲猪瘟双重叠加。隔离，也是非洲猪瘟的防控手段之一。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做的很好，建议大家减少外出。然而，一些地方为了保证生猪供应，让生猪被迫“春运”，增加了非洲猪瘟的风险，也加重了猪的“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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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猪被迫“春运”的是什么情况？
龚斌磊：为了完成保供任务，生猪作为“指标”而发生了“春运”。当前的保供指标主要是以出栏量为衡量的，但对于饲养出栏和屠宰出栏是不加区分的。由于生猪的生长周期短于一年，有的地方就存在上半年A企业向B企业出售小猪用于饲养，下半年B企业出售大猪用于屠宰的现象，这样出栏量就算了两次，但同时增加了区域内生猪流动的几率。
同时，当发生猪瘟疫情后，涉疫养殖企业往往会通过“拔苗”的方式来出售受感染场房周围场房尚未感染的生猪，这在初期将大大增加生猪市场供应量，但会导致后期生猪供应短缺，这对市场造成强大冲击，将“伤势”的负作用传递给消费者。
4、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数据分析，是否能介绍一下这些数据的来源，它的时空跨度和数据量是怎样的？
龚斌磊：我们的数据来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业方面的数据，比如各种农作物和畜产品的投入产出数据等等，这些数据我们是从人文社科学者经常使用的宏观数据库中收集而来的。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历年中国24种主要农产品（18种农作物、6种畜产品）的省级面板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等。
另一部分是动物源性传染病和新冠疫情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在人文社科类常用数据库中收集不到的，因此我们除了按照常规方式查阅卫生健康方面的统计年鉴，还去搜索了一些医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的文献。同时，我们也利用医学论文的预测数据模拟相应的经济后果，例如我们对新冠影响的模拟结果是基于广州医科大学钟南山院士团队和南京医科大学陈锋团队对感染人数的预测。这个过程中也请教了一些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
5、这些数据一共涉及了哪几次疫情？不同的疫情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吗？它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是什么？
龚斌磊：在我们的文章研究的时间范围内，我国主要经历了SARS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和H7N9型禽流感三次规模比较大的疫情。从经济学角度看，与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不同，传染病疫情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隔离和管控政策所带来的间接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传染病，只要是传染病，就需要有相应的管控措施，这些才是真正影响经济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法定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每一类传染病都有相应的管控措施，所以在制度层面上同一类传染病的影响是可比的。
6、这些社会经济学层面的研究往往是“滞后”的，它如何为化解当下的社会危机做贡献？
龚斌磊：正如Annisa Chand教授所说，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得到的经济学结论，为决策者制定应对疫情或其他外生冲击的农业政策和应急预案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持。
不同类型的灾难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例如，汶川地震时的对口支援政策，在新冠疫情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因此，我们既要针对不同灾难建立科学的应急预案，又要从每次灾难中吸取经验，完善我国的整体应急体系和治理能力。
疫情和其他自然灾害不仅仅是“自然”的，它还会通过“恐慌效应”而产生次生灾害，例如发生“抢购”、“囤货”等行为，影响市场秩序。我们团队在另一项研究中强调，建立一套科学的信息公开机制至关重要。其中，疫情信息发布的时机、形式、内容是关键。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至关重要。本次疫情期间，我国政府起到了很好的主心骨作用，这对整个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希望政府能够通过数字治理等方式更好地完善应急预案，更进一步地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其实很大程度上也能帮助一个国家平稳地渡过冲击。
7、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是否可以评价（分析）一下农业政策在疫情应对中的得失？
龚斌磊：从全球范围讲，总体而言，这次疫情各个国家农业政策对疫情的应对大大优于07、08年的粮食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疫情关键时期的粮价。
我国政府在这次疫情中针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应对是及时有效的。特别是种植业，疫情发生后我们面临的首个关键点就是春耕。当时很多产业要停下来，但春耕不能停，因为对于种植业来说，春耕的时机一旦过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政府及时加强了生产关键节点的把控，保障农资重点企业的复产复工率，打通农资运输链条。另一方面，政府在农产品供应方面的应对也很及时。虽然出台了诸如封城等管控措施，但是农产品的绿色通道一直还是有保障的，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对于减少民众的恐慌情绪有很大的帮助。
总体而言，各种农产品的保障还是相当到位的，但是略有不足的是畜禽产品，比如在疫情初期，我们确实通过各种渠道能够看到一些养鸡场和养鸭场的饲料出现短缺的情况，对畜牧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政府很快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支持和政策的补贴，这使得最终受到的冲击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9、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把这项研究看做是一个可靠的结论，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最终的愿景是怎样的？
龚斌磊：我认为这是一个还需努力拓展的领域。像新冠这样重大疫情的冲击会对粮食安全、营养健康、贫困等带来巨大影响，而其影响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我们要把整个应急体系建立起来，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比如自然灾害、传染病、战争、金融危机等，就必须厘清这些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机制。我们READ团队已经开展了对疫情冲击、气候变化、国际技术变革、供应链系统风险等外生冲击的持续研究，分析各类冲击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相关成果去年开始也陆续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anagement Science等期刊发表，希望能为相关政策提供学术支撑。
最终的愿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冲击的影响进行研究，识别出一些关键参数，并对未来不同情景下冲击的结果进行模拟。当下次面临同类型或不同类型冲击时，我们能够从历史上找到对应的范本，然后通过模拟仿真的方法，或者一些大数据处理的方法，更快更好地找到解决方案，将经济社会影响减至最小，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重点方面。
参考文献：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016-020-00219-z
https://doi.org/10.1016/j.gfs.2020.100463